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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南光,本名鄧騰輝,西元一九○七年生於新竹北埔,有四兄弟,排行第三,祖父姜滿堂為地方頭人,家境豐裕。

(佩姬的網誌裡欣喜提到令她感動的 Hakka 展,耳際一隻不再高飛的孤鳥咽嗚,爹兒時家境窮困窘迫、加上老時病怨交纏的怨懟,哭聲大到在飛往台南的復興上,我因為剛讀完那本新的叨念與林榮三獎的「獼猴桃」而也淚流滿面。)

        日治時期,鄧南光在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經濟系時期開始參加學校攝影社,轉以攝影為職志,返台後就以攝影為業,未滿三十歲前,足跡已遍及全台,留下將近六仟張的底片。據說,鄧南光為了提升攝影品質,在西元一九三三年購置萊卡A型相機,當年這種相機價值不菲,超過一棟商業區的透天厝。

(一個大學攝影社,鄧南光的大學攝影社成就了鄧南光,你的大學攝影社拖累了我和你。)

        鄧南光在西元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攝影底片,都做了完整的編號和索引。戰後初期,鄧南光、張才、李鳴鵰三位攝影家,分別在台北中山堂附近
、延平北路和衡陽路經營照相器材,推廣照相新器材的使用,他們三人更以器材的使用,他們三人更以器材公會主腦的地位,首開風氣之先,聯手創辦「月展」,並出任評審委員,人稱「三劍客」;後來「月展」由台北市攝影學會接辦,改稱「台北攝影沙龍」。

(所以,滿月了的,把我的原根鄉愁和你的年輕夢想結合,一起給你一個滿月圓的小禮,圓滿的是終於放下心中的枝梗放溪水潺潺遠流入茫茫藍海,昇華的是你功德圓滿你的,我如願以償我的。)

        鄧南光的作品題材相當廣泛,沙龍、肖像、舞台、靜物、風景、速寫、紀實等表現各異的形式,構成數以萬計,橫跨四十年的影像語言,直至西元一九七一年,鄧南光辭世以後,他這一股豐沛的創作歷程才畫下句點。

(而你的題材是人,說到焦點總是人,那些被我解譯的影像和層出不窮的爭執,那些男人、女人、大人、小人,要你隨固凝的照片膠捲一起丟棄的,就是這 universal 永遠不能體會的「片刻的雋永」,要的是她們沒有存在的曾經,沒有記憶的你。)


作 品 資 料      
類別 攝影
作者 鄧南光
品名 新竹,北埔
年代 1937
尺寸 50.8 × 40.6 cm  
媒材技術 銀鹽相紙
影像類別 群像 

        鄧南光、張才與李鳴鵰是台灣攝影史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光影先行者。

        鄧南光的視角靈活、浪漫而大方,張才的鏡頭直截、犀利而真切,李鳴鵰的取景典雅、感性而富寓意。三人以不同的寫實風格在四、五0年代獨領風騷,他們並經常參與展覽與評審,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被攝影界尊稱為「快門三劍客」。 透過攝影家本人、家族與同好後輩的回憶與懷想,以及他們精采、珍貴的攝影創作,重現台灣三○年代至五○年代令人回味無窮的光彩歲月。

(爹無止盡的寫,成書的不成書的,散的要後世為他出版的,我隱晦總不寫的,這一切的爹,多麼希望就是那口裡總是傲氣的那個 figure,一個為了感念北埔的養育而不曾停止回饋的 figure,一個對岸口口聲聲、美加世界跑到病倒的儒商,一個堅持他的 Hakka 精神的讀書人,一個感受不到女兒因熱愛而逃避沉重壓力的,一隻不再高飛的孤鳥。立德、立言,爹立了;功在家國。)

(最後還是想抄這段,讓我三年前的深夜胸口猛然悶厥,用盡所有力氣捶著廚房石牆,還是無法掩蓋整個人湧自內心脾肺的痛楚的......這一段:

        猶記病前最後一次去美國,那時病已嚴重,時節是夏天,大家吹冷氣,自己卻穿外套,晚上睡飯店,房間要開暖氣,不然冷得發抖!我知道自己身體完蛋了。但還有一堆客戶要見,從美西入境,再飛美南,再往中部。身在東岸機場要換航班時,要到另一個登機門,別人輕鬆自在,自己卻如牛步,走路也困難,有時還要坐機場給殘障者準備的小車!回到洛杉磯,一客戶很熟,他說我臉色黃白,一定重病,他猜對了,我的腎臟已衰絕到最末期,祇是自己不願倒下而已。
        我記得病前去美國後,又急忙趕去大陸,帶著一位老美看廣東和江蘇的工廠,那時自己身體已是強努之末,好似用最後一口氣去完成由美國帶回的任務,從廣州搭機回經香港時,走路已不穩,在香港機場差一些倒下,硬撐著回到台灣,吃什麼藥已無效,知道大限不久,也不願坐等死亡,還是開車往來工廠,看各協力廠的加工品!
        在一天晚上約九點開車實在撐不住,睡著了,猛撞高速路旁護欄彈回,方醒過來,好在前後無車,再忍住張不開的眼睛,勉強衝衝撞撞的回到家。
        隔不了幾多天,全身水腫,呼吸困難,身上積水已上肺臟,每一呼一吸都有水聲,當天睡覺不知如何早上醒來,老婆說我站著發呆,全身溼透,不知是汗還是尿水,老婆趕緊叫兒子及住附近的弟弟,緊急送醫院,我只記得上車,就昏迷了,昏迷中有些記憶,友人要送我上飛機,機場上各種乘客都有,最後我沒上機,友人也離開了!當我睜開眼時,第一個看到我堂弟蕭主任醫師問我知道他是誰,我結結巴巴回蕭某某,我發現嘴上鼻孔有管子,動手拔掉,停沒多久就把我用床推出去,轉到另一病房,我那時還不知,是什麼事,自己怎麼會在病房裏?老婆說我昏睡四天,親友來看者皆以為沒救了,自己在加護病房完全沒有知覺,出到普通病房一個星期,我還不知自己在何處,但已知道自己被洗腎,且一天被洗幾次才救回來......)

(爹與你,總為你們作誌記的我,希冀你們成顯成達立功立言的我,是不是應該在同樣需要承擔最搭風險的偉大親、愛情與個人完成間,作一抉擇,而成自己的誌記與功言呢?遙想爹寫至我小學六年之後,便不再沾沾以我為驕喜的,落寞......)

                                    (補錄:關於鄧南光、鄧雨賢、龍瑛宗等等)
                                         失 根 的 新 竹 縣 文 化

                                 陳板  1996.4.30
        其實,新竹縣即使在那個貧困的時代,仍然不乏優秀的文化人。文學家吳濁流、龍瑛宗、攝影家鄧南光和客屬音樂家鄧雨賢正是生長在物資匱乏的時代的新竹文化人。然而,他們卻都有一個共同的離鄉背井多方漂泊的經驗,也都在自己的鄉里名不見經傳。

        對新竹縣而言,藝文展演長期像是天邊的雲彩,不是被當作「賣膏藥」的前奏「打拳頭」,就是別有目的的宣傳行動,鮮少能以文化自身的未來性進行思索和行動。

        大概過去真的是窮怕了,多數以農為業的在地人,對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向來是淡漠多過關懷,即使如今已普遍脫離了往日三餐不繼的生活,文化仍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笑話。其實,新竹縣即使在那個貧困的時代,仍然不乏優秀的文化人。文學家吳濁流、龍瑛宗、攝影家鄧南光和客屬音樂家鄧雨賢正是生長在物資匱乏的時代的新竹文化人。然而,他們卻都有一個共同的離鄉背井多方漂泊的經驗,也都在自己的鄉里名不見經傳。吳濁流出身新埔,本名吳建田,幾次田野訪查的過程,我們發現吳氏族人對於「吳濁流」的鼎鼎大名沒有半點感覺,只能勉強以吳家的輩份排行「建」字輩,將吳流納入自己家族的身份中,偶爾有幾個人還能記得「那個當記者的讀書人」已使訪察者感到不虛此行了。

        龍瑛宗出身北埔,以日本發音和本名「劉榮宗」相同之故,將「龍瑛宗」當作最重要的筆名。老家在北埔廟前老街,如今已手他讓,不過新屋仍保留著舊居之原貌,兩間二層式大正風格的店面牌樓,並排而立,門額上分別以石膏浮雕模塑著「協源」與「劉協源」的商號。

        然而,當我將龍瑛宗的事蹟搬回北埔試著找出更多在地人與他的關聯時,所得到的只有「劉家人很會讀書,書法很好」,至於小說、文學和詩,作為龍瑛宗的生命價值之精華所在卻是茫然一片。

        鄧南光是龍瑛宗的同鄉,也是他北埔公學校的學長,同樣是以筆名行世,本名鄧騰輝的鄧南光記錄過不少北埔影像,可是也同樣不見地方人對他有任何印象。他有一座十分迷人的住居,紅磚樓房在一級古蹟金廣福斜對面,相距不到五十米,精細的磚工、甚具巧思的現代樣式設計、含蓄的入口,可以感受主人所具有的多重文化視野,是絕佳的鄧南光攝影紀念館的所在地。

        可惜,個月(84年9月)稍稍地拆除了,地方上並不見有人為之惋惜,在事隔三個禮拜後,我流連在遺址上懷著又一座新竹文化地標的消逝時,竟還撿到一本寫真帖和若干零散資料,可惜被雨淋日晒了三個星期之後,影像全都消失了。這下鄧南光在北埔可說是連根都拔除了!

        鄧雨賢是龍潭人,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因皇民化運動之影響,改名「東田曉雨」卻是在新竹芎林度過的,由於他在公學校教音樂,因此芎林還有人知道他和音樂有關係,可是在地人卻不知道朗朗上口的「雨夜花」、「望春風」竟然就是以前那個教音樂很圈的,學生唱錯會讓人吃拳頭的「鬍鬚古」(大鬍子)創作的。而他最後的居所「文林閣」,雖然十足具備內政部認定為古蹟的價值,然而,終究不敵拆建風潮,連其遺孀的日式宿舍也被附近的「建設」砍去花園庭院,殘留的屋身也敗壞得不成樣子,如以這樣的建築形體去紀念鄧雨賢,倒是一個證明新竹有一段文化黑暗的好辦法。

四個同時代的新竹文化人竟有三個以筆名行世,應當不是偶然的罷,是因為家鄉的文化環境容不下這些遺世般的文化先進,使得他們不得隱名在外打拚?他們難道不期待有朝一日以自身的文化成就衣錦而歸?

        離根的文化人是痛苦的,然而,偏偏新竹的文化人正是失根的一群。

        由此看來,新竹的文化冷感症竟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莫怪在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文化重建之際,新竹人忍受得住沒有文化中心、沒有藝文展演場所和沒有文化活動(幾乎所有藝文刊物都難能看得到新竹縣的藝文活動介紹。)這個現象一方面來自在地人對於「文化」的陌生和漠視,另一方面也在自身的認知中,找到另一種「文化形式」罷。

        事實上,距今二十多年前,仍在戒嚴令的保守氛圍中,新竹竹東兒童樂園便已開始舉辦初具今日「文藝季」雛形的「客家山歌比賽」,來自各地的山歌愛好者一年一度的天穿日(農曆正月二月十日)聚集於此,共同度過這個傳統客家特有的節日,也為竹東打出名號。一九九四年的全國文藝季便以此為主要活動場所,山歌為主題,向全台灣宣示著二十餘年來流轉於新竹民間的文化活動的存在。客家的山歌絕對是偉大的,她不但保留了客家先民的音樂旋律,也為客家話找到健康而自信的活動空間。尤其在客家話幾手已快消失於台灣島之際,客家人歌作為客家人自救圖騰,頗為成功地承擔著族群生命的搶救旗手角色。

        然而,在全島性的本土運動風潮中,客家人也開始不耐於只做千篇一律的山歌傳唱,儘管山歌愛好者也不再地努力開拓新的可能性,但終也在時代巨壓下,逼得新竹必須跟上時代腳步,在族群之外的「地域性」命題中追尋自身的新的文化定位。

「內灣線的故事」被文建會及新竹縣政府選為一九九五年全國文藝季的主題,多少正是在這種壓力下現身的。雖然這仍然是官方主導的文化活動,加上民間薄弱的文化認知與承受力,使得內灣線的故事背後,仍有更多還沒說的故事。可是以這種型態的文藝季作為當局的文化政策轉向的誓言,卻是值得鼓勵的,接下來要看的是文化當局如何更為深入更為廣闊地發掘新竹的文化資產,以及在地的民間文化人如何把握自身的文化動態,把吳濁流、龍瑛宗、鄧南光和鄧雨賢等新竹文化前輩擊出的球接進球套,填補長期失察的文化斷層。或許,假以時日新竹的新文化還有出現的一日,或許,吳濁流、龍瑛宗、鄧南光、鄧雨賢終於能夠回歸他們的文化母土。(本篇取自臺時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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